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实施，意味着更多的企业会走出国门，与沿线各国政府、企业开展合作。同时，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将加快海外版图的拓展。其中，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既是维护中国企业权益的保障，也是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。提高法律意识、理清企业海外拓展市场需要遵循的法律法规，成为中国企业较好地落实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必修课。日前，记者采访了康桥（北京）律师事务所主任金荣奎，共同探讨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。
记者：中国国有企业“走出去”，是业务先行还是企业先行？
金荣奎：从法律角度，国有企业采用何种方式走出去是有区别的。首先涉及的是负面清单，即产业政策。如果属于负面清单的产业，就不能投资，只能考虑出口产品或服务，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就要从贸易保护、公平贸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考虑。如果属于境外对我国产品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教频繁的行业，就应当考虑先出去投资办厂，在当地生产产品，从而避开反倾销法律障碍。反之，没有贸易壁垒，就应当主要考虑生产、销售成本及税收等因素，决定是以产品服务先行还是企业先行。
记者：近几年来，中国国有企业加大了海外拓展市场的步伐，这些企业一般通过什么方式抢滩海外市场（如并购、设分公司等）？
金荣奎：国有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有多种方式，传统的是货物出口，后来发展到境外承包工程、承包劳务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，加入WTO，国际经济合作加强，我国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抢滩海外市场的方式又有新发展，主要体现在走出去设立企业，利用当地资源从事经济活动。境外投资包括多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“绿地投资”，即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公司、企业，从事生产、加工、贸易、服务等。第二种方式是海外并购，即购买目标企业的股权，成为其参股或控股股东，进行经营活动。第三种是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。对于外国公司能否设立分支机构，各国规定不一致。但对于设立办事处，惯例上都允许。办事处不能从事经营活动，但可以为其在国内的企业在境外从事贸易、服务等活动提供帮助、支持、联络、信息收集、沟通交流等，作用也是很明显的。至于其他的一些方式，比如协议控制、离岸公司等，都是常用的技术，为了上市、避税、投资支付便利等，但实质上都包括在上述三种方式之内。
记者：国有企业在走出国门过程中，应该提高哪些法律意识？
金荣奎：国有企业在大多数国家被承认是独立法人主体，可以从事各类投资及经贸活动。目前世界各国投资环境不同，有的国家如欧美发达国家，法治环境好，法律法规健全，执法活动规范，对投资者也持欢迎态度，属于比较受推荐的投资地。亚非拉国家，也各有优势，也为我国投资者所青睐。在国有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，提高法律意识是非常必要的。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虽然不同，但基本分类、基本作用是相同的。所以，从大的方面说，刑法意识是第一位的，就是说，首先要保证不能触犯刑律，否则将会受到刑事处罚，后果是最严重的。其次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意识。这方面不同国家有不同特点。发达国家，执法非常严格，基本上能够做到违法必究。所以，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不能存侥幸心理，必须严格守法，否则轻的是罚款，重的就是关门歇业，必然导致投资失败。民事方面的法律意识也与刑事、行政法律大体相同，只不过直接对象是交易主体，但发生纠纷仍然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，其结果预判与其他法律关系基本一致。在相对不发达国家，法律环境比较差，自力救济措施显得更为重要，也会有一些人情关系因素起作用，企业也不得不入乡随俗。另外，在多数国家，或者由于法律原因，或者由于民族习惯，劳动法意识普遍较强，不能随便安排加班，工作安排要合理。在环保方面，很多国家法律要求也很高，必须高度重视。民族种族问题、宗教方面的法律也是容易被忽视的，结果会造成较大的影响。
记者：国有企业在走出国门过程中，又该如何规避法律风险？
金荣奎：国有企业走出国门，不论是贸易、服务、工程还是在当地投资办厂，都必须注意规避法律风险。从大的方面，法律风险分两部分：国内法律风险和境外法律风险。国内方面，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有相应的管理法规，还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，都必须严格遵守。基本规定是，境外投资项目首先要报发改委立项，然后报商务部，取得境外投资批准证书，再报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外汇额度。作为国有企业，对外投资涉及国有资产处置、收购其他企业个人的资产，还应当进行评估立项备案等，需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。
境外方面，法律风险主要是合规风险和企业行为风险。从规避法律风险的角度，技术手段境内外差别是不大的。比如聘请律师、会计师进行相关咨询及服务等。另一方面，就是要严格管理程序，设计一系列管理规范、流程、文本表单等，经过法律专业人士审查合格后，依照执行。此外，应当培养法律风险文化，教育经营者及全体员工严格守法，增强法律意识，养成守法习惯。
在法律比较发达的国家，法律很严格，但界限也比较清楚。从企业的角度，作为民事主体，法不禁止即可为。所以，只要不违法，不必在意“潜规则”，但一些文化、民族习惯也要注意。在不太发达国家，法律不健全，执法环境不佳，还必须根据当地情况寻求一些有效的保护措施。
记者：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、政府合作开展经贸活动，会涉及哪些法律法规的约束？ 
金荣奎：在国内方面，会涉及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以及设计评估、股权管理等方面的配套规则等。同时如果在国内与外资企业、政府合作开展经贸活动，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公司法、中外合资企业法、中外合作企业法及上述法规的配套规章等。
在境外方面，法律法规涉及的更多，不胜枚举，可咨询当地律师只能具体国家具体咨询。目前国内很多律师加入了诸如环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国际律师组织，可以帮助企业境外合作提供法律咨询等。
记者：目前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是否存在法律瓶颈？如何突破？
金荣奎：目前，国内不利于对外投资的法律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 
第一，对外投资立法不完善。对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，目前尚没有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只有一些部门规章，法律层次较低。第二，对外投资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管理，涉及审批环节多，审批期限长，不利于境内企业及时把握商机。第三，对境内企业对外投资限制过多。主要限制包括：一是境内企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企业自有外汇，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，不得使用其它外汇资金。二是境内企业即使已在国外投资设立企业的，该被投资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较大的限制。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来看，对于在境外设立的企业的管理还不是完全采用市场手段，而较多采用行政手段。三是境内母公司派管理人员到境外企业工作，在实际操作上也受到较多的限制。
法律瓶颈的突破，需要国家统一行动。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，法律法规不健全、执法、司法、行政审批等方面的问题都将逐步解决。在当前条件下，可以依据民事行为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的原则，大胆尝试。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，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，中间地带的行为是会受到鼓励的。
记者：您对国有企业快速融入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，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还有哪些建议？
金荣奎：“一带一路”本身是地域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。国有企业快速融入“一带一路”，是响应国家号召、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行为，也是自身发展壮大的机遇。法律不是孤立的，它往往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、国家产业政策相联系。所以，国有企业应当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，投资“一带一路”相关项目，或为相关行为、企业、个人提供服务，在依法经营的同时，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