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之外，张巧良还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首届立法咨询专家、山东宪法学会常务理事。同时，他还是山东省政府聘请的15个法律顾问之一。

日前，张巧良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专访，从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谈依法治国，尤其是政府法治问题。

张巧良说，自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，但也有很多不足，比如没有把维护稳定纳入法治化范围，不但没有有效化解一些社会矛盾，反而制造了一些社会矛盾。他对将来依法治国的一个大的希望是，切实避免司法地方化。

最大变化：程序严谨了

第一财经日报：你从事法律工作已经近20年，尤其是你和政府法治关系密切，你曾在2006年受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托，作为首席起草人组织起草了《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。同时，最近又受聘为山东省政府法律顾问，多次参加了省政府的专题会议。我们想问的是，作为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，最近10年来，你对政府法治建设的感受如何？

张巧良：2004年，国务院下发了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，提出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”。作为一个基层法律工作者，现在看起来，我的感受是，最大的改变是执法程序上更加严谨了，立法质量也提高了。

举个例子来说，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违法强拆事件引起轩然大波。其实，这种轩然大波正反映了程序更加严谨。一些强拆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，是因为违法强拆事件少了。在10年前，强拆事件可以说是遍地都是。

目前，司法、执法部门纠错机制等也有改进，比如说赵作海杀妻案的纠正。比如说，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，侦查、起诉、审理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，这些都是进步。现在，羁押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被关在看守所，而此前，很多都是执法机关将嫌疑人先关在自己的地方一段时间。这难以保证嫌疑人的权利，但司空见惯。

日报：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提出，“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”，现在你认为这个目标实现程度如何？

张巧良：“纲要”提出10年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，我认为还未完成。具体完成到了几成，我不好说。我只能说，建设法治政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有这么4句话：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从过去10年的政府法治历程看，第一条我们是做得很好了，但最欠缺的是“有法必依”，这个环节做得不够。

要实现依法治国，不但是政府的责任，也是社会的责任，全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十分重要。这几年查酒驾的经验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。

日报：我们也注意到，这几年查酒驾是执法和司法领域最彻底，也最见成效的。从中可以得到怎么样的经验？

张巧良：这就关系到了“善法良治”。酒驾入刑，深入到民众心中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这是“良法”，而此前的劳动教养相关法规就是“恶法”。查处和审判酒驾的过程，也培育了公民的法治意识。从这一点一滴做起，公民的法治意识才能真正增强。

“维稳”未纳入司法轨道是失误

 日报：从一个法律工作者和政府法律顾问的角度，你认为这些年来，在政府法治建设方面，有哪些不足？

张巧良：我先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个农户，丢了一头牛，怀疑是邻居偷了，但又无证据，就到当地政府去闹。当地政府的很多上级官员会说：这点事儿，你都摆不平，还要你做啥。于是当地政府就只好给丢牛的农户补偿一头牛的钱。但农户又不愿意了，他说，丢的牛怀着一头小牛。

这个故事说明，过去多年，我们的一些做法造成了为了维护稳定而维护稳定的局面，脱离了依法行政、依法治国的轨道。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，反而增加了许多社会矛盾。

再比如，法院对案件的一般宗旨是要分清是非，依法判决。法官是不能为了稳定而和稀泥的。

维护社会稳定要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。这是一条正确路子。从根本上讲，我是一个乐观派，我认为，中国法治治国的目标必将实现，这包括政府法治建设，也包含民众法治意识的增强。但具体到何时实现这个目标，不一定要设定时间表，只要看到在进步，就是胜利。

切实避免司法地方化

日报：今年10月将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。我们想问的是，你对依法治国及四中全会有何希冀？

张巧良：依法治国，从形式表现看，是全民法治意识的增强；从核心实现，或者是路线图上看，是政府依法行政。法治政府是核心，因为法治政府有导向作用，许多民事行为、行政行为都是与政府的导向密不可分的。

说到司法地方化，以前有一句话说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。其实，当政者的很多想法和措施都是好的，不好它出不来。但在执行过程中，一级一级地弱化了。

我举个例子，前段时间我们遇到一个拍卖事件，法院判决已经生效，进入拍卖程序了，但对方当事人找到市里的主要领导，这位领导批示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不宜进入拍卖程序。”就是这条批示，“推翻”了所有的法律程序。这其实就是司法地方化的表现。这是将来依法治国需要切实避免的。

我们经常讲要维护中央政令的统一，在政府法治方面，更是要坚持司法的统一和权威。

对四中全会的希望方面，既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目标，如何去走，就要有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。不但要说怎么走，还要明确一旦做不到，怎么惩戒。

同时，作为律师来说，如果政府方面对法律真正充满了敬畏，律师的地位就会真正地提高。律师就不是摆设，就不是“花瓶”。律师地位的真正提高，其实正反映出政府法治水平的提高。